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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市公司债务违约事件频发，投资者高度关注，去杠杆和强监管背景下，债务风险加速暴露，本轮上市公司债务违约具有哪些特别之处？该如何看待上市公司的债务风险？违约增多，会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债券市场的影响
截至5月15日，今年已有10家主体曝出债券违约，除去此前已经发生过违约事件的5家主体（春和集团、大连机床集团、丹东港、川煤集团、中国城建），今年又新增了5家违约主体，分别是亿阳集团、神雾环保、富贵鸟、凯迪生态、中安消。

本轮债券违约有何不同之处？原因何在？对市场的潜在影响有哪些？

本轮债券违约的特别之处
首先，违约的主体向民企上市公司集中。

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们看到债券市场违约的数量以及集中度相较于2016年上半年有明显的下降。比如，2017年全年也只有四五家新增的违约主体，而且都是非上市民企（公募债）。

但是今年以来，包括富贵鸟、神雾环保、凯迪生态、中安消等等上市公司出现了违约，违约主体明显向上市公司有一个集中，而且这些上市公司还都是民企。

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企业以外，还包括公布了不确定性的华信（如果华信违约，也将会打破债券市场违约的一个记录，初始评级AAA的债券第一次出现违约）；另外前段时间爆出信用事件的盾安集团，对市场影响也很大，盾安集团本身不是一个上市公司，有两家上市公司子公司；另外盛运环保虽然还没有债券违约，但是已经公告了其他债务违约，而且评级被大幅下调，它也是一家上市公司。

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债券市场的违约历史，其实只是在早期的时候，上市公司的债券曾经出现过违约，包括超日、湘鄂情和珠海中富，但是后来都兑付了。直到这一轮债务违约，去年年底开始涉及到了上市公司（保千里），之后上市公司的违约情况逐渐变多了，成为违约主流。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或者说这一轮违约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其实还在于违约的企业不只是像规模比较小、经营状况表现较差的企业，还涉及到了一些规模较大，经营上还可以的企业，比方说华信和盾安，债券存量规模、营业收入规模都很大，盾安对于当地的经济和就业市场也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规模性与影响力提升是这一轮上市民企很重要的特征。
这个特征的潜在影响会比较大。回顾违约历史会发现，当市场对债券违约的预期较为充分时，偶然的债券违约对市场的冲击相对有限；而真正对市场冲击比较大的，主要跟体量关系比较大。比如2016年东特钢、中铁物资、中城建这几家企业的体量比较大，发生信用事件时对市场的冲击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对收益率曲线也有比较大的影响；2017年的万达和宏桥信用事件对整个市场也有不小的影响。但是，除了刚才所讲这几个例子，过去两年出现的信用事件，很难体现出较大的系统性或者重要性，因此对信用事件的思考也主要集中于单一主体的排雷上。

当前信用事件的发生主体相较于以往，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迁”。这种变迁的结果就是，信用市场收到的影响越来越具有系统性，比如会对某一类品种的整体估值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迁？
回顾本轮违约企业面临的问题，违约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向“再融资”靠拢。早期的民企债券违约跟行业景气度低迷有比较大的关系，还有一个比较多的情况是实际控制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这一轮民企违约中的体现相对减少。

与以往常见的“由于行业景气度下行，导致盈利恶化”或是“实际控制人风险”导致的民企债违约不同，本轮违约的民企债普遍带有外部融资整体收紧，公司再融资渠道几近枯竭，导致流动性危机的特征。

例如，中安消自“16中安消”之后，再无新债发行，股权融资方面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6年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说明。随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去了《关于对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5月3日，中安消股票被列入退市预警名单，股权融资的渠道也基本枯竭。又例如，在4月底被曝债务危机的盾安集团，由于4月23日的12亿元超短融未能成功发行，直接导致出现流动性危机，而单从盈利能力来看，盾安集团的净利润为正，并未出现巨额亏损。

说到底还是跟当前的经济政策环境有关，今年和去年的信用债市场情况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今年宏观去杠杆和金融严监管的背景。

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主要的融资渠道基本上都面临着问题。

银行信贷方面，当前信贷额度偏紧，并且优先集中于大型央企和国企，民企难以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尤其对于信用资质较低的企业，银行常常扮演“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角色。在金融强监管、宏观去杠杆的大背景下，银行的风险偏好选择明显不利于弱资质企业的表内融资。

债券融资方面，一级市场发行结构整体呈现短期化、高等级化特征。从推迟或取消发行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推迟或取消发行的债券主体评级集中在AA+或AA。部分主体评级较低的债券发行人面临一定的压力。
非标融资方面，4月以来资管新规和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新规正式稿发布，严禁期限错配、净值化管理、严控非标的监管大方向没有改变，带来大量表外非标等资产回表的压力。此前过多依赖非标等表外融资渠道的发债主体，表内贷款的融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面临较大的资金续接压力。

股权质押方面，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对《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于2018年1月12日正式发布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业务办法》），并自2018年3月12日起正式实施。《业务办法》明确划出了60%的质押率红线，对股票质押比例过高的发债主体进行限制。

整体而言，本轮违约潮是在去杠杠和强监管的宏观环境下发生的，违约主体的主要融资渠道普遍受到限制。

前几年金融环境较为宽松的背景下，投资者风险偏好较高，对低资质企业具有更高的“包容性”，这些企业的债券、非标等融资渠道较为畅通。但是较为丰富的融资来源，并不一定会让企业经营的更好，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过度杠杆经营”。

而金融环境转向去杠杆、强监管时，一方面，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对风险的防范心理大幅提高，更加关注和思考“谁在裸泳”，债券市场融资通道明显收紧；另一方面，监管政策全面封堵各类表外和非标通道，非标转标过程中，非标债务滚续难度上升，企业需要依靠表内或者自身经营现金流对接到期债务。

深港变浅滩，谁在裸泳看得更加清晰。金融强监管难放松，水位还将持续降落，未来或许还将有更多的“裸泳者”出现，重点关注表外杠杆高、融资渠道明显收窄的主体。

除了上市民企，还有哪些板块需要关注？
首先，从行业或者板块来看，本轮违约潮主要集中在上市民企，违约途径主要集中在再融资上。而资管新规之后市场普遍担心的再融资压力比较大的两个领域，地产和城投目前还没有发生比较显著的债券违约事件发生。

那么为什么还没有暴露比较明显的风险点？
房地产这块，国内的债券、非标、贷款都受到比较大的约束，但是海外融资相对来说比较畅通，另外地产的房屋销售回款变现渠道也相对通畅，土地这些资产的变现也是可以形成现金流。但是风险依然值得关注：一是再融资风险，今年融资集中大规模到期，隐形负债规模大，且融资来源结构单一，以影子银行或债券直融为主的企业风险更大；二是项目去化风险，需要关注在企业的资源储备中，哪些项目的非标准化程度较高，可能无法变现，同时高溢价地块在储备项目中的占比，以及后续的资金压力，在调控力度大的地区，项目去化风险更大，此外还需关注企业在一二线城市的资源储备中是否有大量的商住资源，以及对于这些资源的处置办法；三是转型风险，一方面关注企业多元化投资或海外投资项目的合理性、可行性、效益实现情况，另一方面，关注企业是否借资本性支出的名义将资金转移到体外。

对于城投。从年初的“云南资本”到最近的“天津市政”，虽然两家企业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投公司，但市场依旧会担忧城投的违约风险，说到底，其实是在担心在严查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城投公司再融资渠道被严格规范的背景下，以往预期中地方政府对城投公司的支持是否可以真正兑现。我们认为风险的释放或者违约预期的落地均无法避免，市场更需要做的是如何在这种过程中，控制风险暴露的压力。对于城投违约，市场通常会问哪些地区、哪个层级的城投平台最有可能出现违约。但是，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历史上城投公司的信用事件有两个最大的特征，一是同一类信用事件的发生时间段具有较高的集中性，二是信用事件发生的地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是城投本身的特殊性，也是市场最为担心的“系统性”问题。实际上，云南资本和天津市政两起信用事件，既有符合市场预期的部分，风险暴露首先从非标这种债务类型开始；也有比较超出市场预期的部分，两家公司均为省级国资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省级国资委。展望未来，城投融资仍然处于逐渐规范的过程中，风险仍未释放或者说仍未看到化解的具体路径，短期内，市场对风险的担忧仍然会逐渐体现在估值中。

对流动性风险的担忧
当前市场对信用风险存在一些可能的过度关注，这种过度关注的影响，我们担心可能不仅仅局限在怎么排雷上，可能还会对整个债券市场有比较大的影响。

比如，某个发行人存量债券规模比较大，当其中一只债券出现违约之后，一方面违约的债券本身估值和流动性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对其他尚未到期债券的冲击也会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会带来比较大的流动性冲击。

第一个层面是相关主体个券的流动性冲击。对于已经违约主体或者市场对其违约预期比较强的主体，其存量债券的流动性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机构投资者无法按照正常的估值定价进行交易，即使愿意承担比较大的估值损失，很多时候也会面临无法交易的情况。发生这种事情，可能是由于“暂停交易”的制度安排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难以找到合适的交易对手。

第二个层面是单一资管产品的流动性冲击。当第一个层面的流动性冲击形成实质影响之后，对于持仓的资管产品而言，必然面临着产品估值调整的压力。而一旦由于流动性缺失，导致涉及风险个券的仓位占比过高时，会逐渐导致第二个层面的流动性风险，也就是产品估值的大幅调整，引致投资人的赎回。对于产品而言，赎回或许无法拒绝，为了获得赎回所需的现金，变现过程可能是从流动性较优的资产开始，但是留下的资产占比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导致估值调整的幅度进一步加大，最终可能形成对单一资管产品的“挤兑”。

第三个层面是对整个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冲击。当单一资管产品的“挤兑”逐渐扩展至更多的产品时，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二级市场上债券需求和供给的严重不匹配，从而形成对整个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冲击。而且，在这种冲击下，受到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流动性更高的品种，比如高评级、转债、利率债等。

这种由小及大的流动性冲击过程具有比较大的“正反馈”作用，也就是从上一层向下一层的传递过程，也会反作用于上一层，从而加剧冲击的形成。这是我们目前更为担忧的风险点。

从源头来看，一方面，信用风险的无序释放会极大的扰乱市场投资者的预期，从而降低低资质个券的流动性，或者说变现能力；另一方面，发生信用风险的主体通常在经营或者财务上也有瑕疵，可能会触及某些“暂停交易”的制度要求，从而发生真正的流动性丧失（无法交易，即使存在折价）。

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市场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如何排雷，还需要思考如何控制流动性压力，这不仅仅需要投资者组合管理上的合理安排，更需要在制度层面引入更多的流动性配合。

权益市场的影响
下文将从权益市场的角度，分析这次上市公司相对集中的债务违约爆发的逻辑，主要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展开。

关于债务违约——基于短期的判断
短期来看，从盾安集团到民营企业，再到其他一系列上市公司的违约，A股市场至今没有给予太强烈的负面反馈。这之中隐含了一个预期，即外部风险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不会让内部风险爆发的太激烈，或者说让债务风险从点及面的快速爆发，也就是说市场隐含了政府会去对冲内部风险的预期。

而这种对冲，短期来看，确实存在一定的必要性。

从微观层面观察上市公司报表，会发现目前企业正处于盈利的复苏周期，或者说是复苏期的后半段、平台期。这个阶段，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数据背离，尤其是从一季报起。这一背离主要是基于现金流量表，从过去经验来看，现金流量表里面的偿债支出的同比增速和取得借款现金流入的同比增速，大概率是拟合的，当取得借款的现金流入多的时期，偿债支出的同比增速也会增加。但是从今年一季度开始，包括去年四季度，这个数据出现了明显的背离。上市公司取得借款的现金流入增速连续半年加速下降，而偿债支出的增速，在一季度（包括去年四季度）出现明显上扬的拐点，这个数据在过去很少发生背离。这也加大了企业部门，包括上市公司（哪怕是头部公司）筹资的难度和现金流的压力，更不要说尾部公司或者规模以下企业。现金流量表，最终都会反映在资产负债表里（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的增速，在资产负债表里面代表现金等价物以及一些短期理财等的增速）。货币资金的增速在今年一季度下滑到8%，而从14年开始降准降息流动性宽松，到16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复苏，企业在手资金一直很充足，货币资金增速一直维持在20%，甚至达到30%—40%。今年Q1是第一次回落到10%以下，哪怕是头部公司的现金流压力也很大，这将大概率导致尾部公司的债务违约。

上文所说的相机抉择和政府的对冲政策，我们倾向于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连续的定向降准是可以期待的，从上市公司的报表来看也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企业部门的融资环境，在未来经济出现进一步回落或者ROE、企业盈利进一步回落时，将变得更加困难，届时连续违约将较密集的暴露。所以我们认为政府在短期进行一些相继抉择的对冲是非常有必要的，A股市场也存在这样的预期，A股市场并没有给予债务风险过多的担心也比较正常。

关于债务违约——基于中长期的判断
中长期政府会保持相当的政策定力，并且将进入货币增速换档阶段。

从数据上来看，以M2为例，货币供给从高速到低速、慢慢降速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1986—1996年里年M2复合增长率28%左右，十年翻了10倍；1996—2010年从28%回落到17%，14年间M2的存量规模增长了8.4倍；第三个阶段从2011—2016年，M2的复合增速从17%进一步回落到13%左右，六年增加了一倍多一点。到第四个阶段，长期的化解风险和M2增速降档的过程里，未来货币供给增速增速可能保持在8%—9%。

最主要变化在于什么？是资管新规的新时代对于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限制。2008年到现在，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增长了约1.64倍，但是同期M2货币增长了约2.53倍。这之间的差距，就要归功于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也就是货币乘数。而过去这个阶段，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背后的逻辑就在于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城投、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整体构成隐性担保的体系，不断提升了国内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的能力。但是这个事情在资管新规逐渐实施，和以去杠杆为核心的方向上，对中长期来说，存在打破刚兑和打破隐性担保的过程。商业银行的创造能力自然会下降。

未来中长期，要接受M2在8%—9%的增速水平。政策中长期会保持这样的定力，三大攻坚战之首就是化解风险，虽然Q1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也表达一些偏暖的信号，包括刚才说的短期政策对冲，表达出对去杠杆的缓和。但是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地方政府的杠杆水平上看，还有一个比较长的降杠杆阶段。只不过短期面临放缓。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在货币增速M2降速降档的中长期背景之下有三点认识：

1、降低对增长的预期，包括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预期，也包括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的预期，最终落到对于资产回报率的预期。

2、降低对杠杆的依赖，杠杆是指广义的杠杆，包括居民买房按揭贷款，炒股票，购买债券，企业部门申请的资本开支。未来中长期都要降低对杠杆的依赖和预期。因为M2增速在过去维持在15%—20%的区间里面，贷款买房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贷款利率只有7%，贷款买房是房产升值的速度，M2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利率。但现在M2增速降到8%左右的水平，而贷款利率大概5%左右，大幅压缩了贷款加杠杆买房买资产的收益水平，风险反而被加大。所以未来各个层面上，都要降低对于杠杆的依赖，从金融资产投资到实体经济投资再到房地产投资等等。

3、对于A股市场，中长期进入要筛选标的，规避债务风险的分化阶段。这之中重点关注一些指标，最重要的是有息负债比全部资本投入，用来监测公司的资本结构，来判断它发生债务风险、发生资金风险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指标。全部投入资本就是有息负债加上权益资本，所以分子是有息负债，分母是有息负债+权益资本。这个比例大于50%，意味着有息负债大于权益资本，债权人风险就比较大。比如盾安集团的违约，其有息负债比上全部资本投入达到70%。全部A股2015—2017年，有息负债比全部投入资本的中位数水平大概是20%左右，整体上属于比较健康的水平。因此，对超过30%、甚至超过50%的行业都要谨慎和关注，而对于盾安这种超过70%的公司要尽量避开。因为发生债券违约、发生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大。

按照这样的标准去筛选所有行业有息负债比上全部投入标准，我们发现需要紧密关注的行业有：50%以上的房地产，30%—50%之间的有包括钢铁、公共事业、交通运输、有色、煤炭、包括建筑。主要是集中在这些重资产、高资产覆盖率的行业里面，尤其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其盈利可能要走下坡路，风险更容易爆发出来。而中下游的消费、TMT行业风险较小，比例小于20%。

以上是我们对债务违约，包括规避债务避雷的一个看法。总结一下包括：

第一、短期市场是在反映政策会对目前的情况进行宏观的对冲和调控，以避免债务违约从点到面的爆发。

第二、中长期角度，政策会保持定力，三大攻坚战之首的防范风险是可以短期缓和，但是中长期方向不会变，货币降档的过程中会降低资产增长的预期，降低对于杠杆的依赖，个股上尤其关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而不只是关注利润表。

对市场的判断和策略最新观点
对于目前市场整体的判断。在当前这个位置，市场是有底的。核心逻辑有两个：

1、第一个逻辑就是从企业盈利的角度，ROE连续七个季度反弹，今年盈利增速、收入增速、PPI价格中枢都在回落情况下，ROE继续往上走，背后的核心逻辑在于产能利用率的持续提升，其一、产能利用率使得中上游行业成本增速慢于收入增速，毛利率继续回升；其二，产能利用率背后是总资产周转率的持续提升。这支撑了ROE今年会继续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里。背后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从政策角度，持续进入工业集中度提升的阶段，趋势没有变。包括环保督察、安全检查，金融环境收缩，供给侧延续。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他集中度和产能利用率都会持续提升。第二个，从微观，财务报表角度，一般用在建工程指标来代表产能周期，或者是设备周期。在建工程目前处于底部，在一季度增速刚刚转正，离在建工程转化为产能，转化为固定资产还需要更长时间，我们预计在1-2年之后。未来一段时间不会看到产能和供给的增长，反而在缓慢增加在建工程的过程中，需求端会出现提升。买建厂房的设备、原材料、工具、生产线上的机器，对于全社会都会缓慢增加需求，而供给还没有增加。产能利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还是会持续提升的。今年ROE水平会继续维持高位，对市场整体形成支撑。

2、宏观流动性的角度上，今年会有连续降准出现，从上市公司、债务违约情况看。确实公司层面、企业层面都比较缺钱的，今年股权质押利率非常高，同时提高了很多标准，银行做股权质押需要回表的资本金。今年中小企业的流动性环境有赖于进一步降准去支撑。降准的过程中会伴随流动性陷阱，整体流动性水平比去年有所改善。

市场这个位置是有支撑的，但向上的空间也不会那么大。今年虽然ROE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的，支撑内部环境，流动性也还不错，但风险主要是在外部，美国的油价以及它带来的通胀和国债变动，都会影响海外资金的流入流出，最终给A股市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目前这个数据非常明确，截止3月份，外资持有A股的存量规模是1.2万亿左右，跟一季报公布的证金和汇金等持股规模基本接近，同时公募基金一季报持仓1.8万亿左右，外资只要有流入流出的波动，都会给A股造成较大的影响，就比如2月美股暴跌外资流出，A股就要暴跌。根据北上资金的数据，四五月份外资抄底，包括后面1000亿左右的MSCI资金进入，虽然个股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会起到托底市场的作用。

由此，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大盘搭台，但不再像去年的沪深300、上证50、包括消费买的都是趋势性向上的机会，今年主要是交易性和波段性的机会。今年只要大盘能够稳住，后面的主线还是更看好成长。沪深300业绩是往下走，因为它跟PPI是同步的，这点没有太大争议，相反创业板指的增速今年是要回升的。我们拆解了从2011—2017年所有创业板公司发生的每一次外延并购，发现从13到16年，剔除每一次所收购的公司对业绩的影响，创业板指的内生增速在13—16年一直维持在25%—28%的水平，内生增速非常稳定，起到了一个逆周期的效果。但是17年发生了巨大变化，17年创业板指的盈利增速、ROE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内生增速只有4%-5%。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发现17年创业板指的公司大量计提了减持，16年底创业板100个公司的减持损失是40多亿，17年年底则接近80多亿。除了财务费用率上升可以理解，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也在大幅度走高，导致内生增速脱离13—16年的增速水平，但进入2018年后会回归到正常化，回归到25%—28%的内生增速。这是基于不考虑18年下半年减持，也不考虑今年外延并购政策上的宽松。

所以相对业绩的变化决定了我们对于风格的判断：不仅是局限于短期的反弹，可能是中期缓慢的趋势。这次最大的变化是ROE的相对变化没有那么剧烈，以往ROE变化是比较剧烈，2013—2015年业绩剪刀差快速扩张，ROE剪刀差也快速扩张，创业板向上、沪深300向下；2013—2015年比较剧烈的偏向成长风格，2016、2017年不管ROE还是内增速都反向变化，形成了2016、2017年的价值蓝筹的阶段，但是因为产能周期、对冲政策的原因，导致价值股的ROE保持相对稳定，甚至小幅提升。所以18年业绩相对变化上，创业板向上、沪深300向下，剪刀差将要扩张。ROE角度来讲，创业板是大幅提升的，沪深300是平稳，所以ROE剪刀差没有那么剧烈，所以风格转换可能有波段性。但是中期趋势已经确立。这是我们第二个观点，对于业绩的相对变化的判断，决定了市场的中期风格。

一季报分水岭效应

所谓的一季报分水岭效应，我们做了3000多个股六年左右的回溯，也做了大概100多个二级行业的回溯。

第一点、在一季报预告和一季报公告之前的三个月里面，可能是12月、1月、2月包括3月一部分时间里，我们会发现个股的涨跌幅，跟业绩几乎没有关系。在春季躁动的时间点里是业绩的空窗期，包括一些散乱差的股票也在上涨，而且上涨更多，但是一季报和一季报预报披露后，在中期内会形成一个趋势：凡是业绩增速连续保持高增长，或者说业绩增速环比在不断提升的，这样的个股和二级行业最终的股价表现要远好于其他类型的股票和二级行业。凡是一季报出来之后连续出现趋势验证的，景气度连续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的板块，未来会形成一个趋势，六个月之内是最好的效果。而且这个测算是剔除了一季报（预告）披露一周之内的涨跌幅数据，代表的是趋势而不仅仅是业绩公布之后那一周的形势。沿着这个思路去选择一些行业，或者选择一些细分的板块。第一要么是业绩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增长的，要么是连续两个季度，四季度相对于三季度，一季度相对于四季度增速水平都在提升的行业。细分领域上，我们觉得更多集中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两个领域。产业升级就是以现金制造为主的设备类的，包括软件的自主可控，包括硬件的光纤光缆，再包括工业互联网和工业云、军工主机厂、智能制造设备，业绩跟景气度包括跟需求端我们去验证的结果都出现明显的改善。

第二个是消费升级，跟新消费相关的，可选消费包括白酒、家电跟周期股属性非常接近，而且他们今年的盈利增速大概率出现回落，景气度需要边际下滑。以化妆品、免税店、旅游，包括酒店还有医药为代表的新消费，业绩增速还有景气度正持续改善，这些行业是未来5—10个月重点推荐的。如果再把估值因素放进去，胜率会更高。

最后，总结来看，策略上的观点分为三个，目前的市场往后看是大盘搭台的一个过程，指数尤其是上证综指、沪深300等，是区间振荡，下行风险有限，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弹空间。第二，在大盘搭台之下，这也是必要条件，成长的主线可能会走得比较纠结，但中长期会走出来，相对业绩的变化已经比较明朗了。最后，一季报的分水岭效应告诉我们，一季报之后一定要挑选景气度持续改善或者是已经验证的细分领域和个股，而不是挑选散乱差或者业绩悬而未决没有改变的细分领域和板块。

风险提示
债务违约持续发展，市场预期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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