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银行业“整体崛起”的秘密
2019-07-22 19:31 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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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银行业完成指标赶超，站在全球金融业的领跑位置，迎来的不仅仅是荣耀，巨大的发展成就对应复杂的未来挑战，而巨大的规模体量对应巨大的社会责任，尤其让人警醒的是，新时代同时对应着当前“百年未有之变局”。
回望来路之坎坷，极目新征程，我们正处在检视银行业初心与使命的关键节点，亦应由此擘画银行业新的增长曲线。
国际银行业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
追根溯源，西方国家是现代银行的滥觞，几百年的全球银行进化史无疑为探寻银行业的初心与使命提供了参照。
综观全球银行业的起源发展，尤其是现代银行业的风云跌宕，足以确证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赖以生存并发展的土壤和依托，而银行业的兴衰起落、初心使命反过来亦起到巨大的推动或阻碍作用。
其一，银行是现代经济当之无愧的核心引擎，也可能是反噬经济的“利维坦”。
其二，银行是社会转型的重要阀门，而银行业的挫折与歧途则直接诱发社会陷入信用动荡危机。
其三，银行是国民福祉的价值创造者，也可能是国民福祉的巨大破坏者。
其四，银行是大国竞争的硬核，也可能是“歌利亚”式的软肋和“阿喀琉斯之踵”。
这些经验在西方的金融发展史上屡有验证。
尽管如此，西方金融资本贪得无厌的本性在很长时期内得不到遏制和收敛，不断地触发金融乃至经济、社会的危机，这在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展露无遗，美国的银行家，尤其是华尔街上的投资银行家成为众矢之的。
2011年，美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占领华尔街”。这一运动平息已有多年，但给美国银行业声誉上的重创始终无法愈合。一些优秀银行家由此开始反思，推动了国际银行业社会责任意识的逐步觉醒。
危机过后，满目疮痍，痛定思痛，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兼CEO杰米·戴蒙深刻体认到：银行所做的一切都应该立足于永续经营。
这是因为银行对社会负有巨大的责任——不仅要确保永不失败，还需要坚定不移。永不失败意味着拥有财务实力、流动性、利润率和强大多样的盈利模式，使银行足以应对任何风暴，也意味着银行能够在不同经济周期中适应、生存和发展；坚定不移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即使在困难时期银行也能继续为客户服务。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服务，并不是为了赚钱或“发国难财”，而是为了帮助客户存活，共济时艰，也只有这样银行自身才有生机。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是美国银行业集体脱实向虚结下的恶果，而富国银行作为美国最大的小微企业贷款银行，因其能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抵制“金融乱象”，最终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中最大的赢家之一。
富国银行原CEO约翰·斯坦普曾这么形象地表述：实体经济就是首次购房者打算买房，就是会计人员经常去办理存钱，就是兽医看到他的业务在增长，也可以是一家大公司，如美国最大的种植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融资机会。
他宣称“在市场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在市场需要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信心。在这个继往开来的节点，让我们重申富国银行跻身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列，并获得美国银行业最高信用等级的誓言：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并帮助他们获得财务成功。”富国银行的成功实践给美国的监管机构以启迪，也带动了美国银行业回归实体。
和强调“支持实体经济”异曲同工、如影随形的是美国“社区银行”的概念大热，有许多大中型银行自称为“社区银行”，或者把自己的主体业务定义为“社区银行”，这其中既包括特色鲜明的安快银行，互联网银行新锐美国第一资本银行，也包括富国银行、花旗银行这样的金融巨头。
它们探索找回社区精神、联系社区居民、服务社区企业、参与社区事务、“打卡”社区公益、建设社区中心。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美国第一资本银行是这样说的：“我们相信强大的社区与强大的公司是相伴相生、携手共进的”；“当我们的社区兴旺发达时，我们的人民兴旺发达，第一资本银行也会兴旺发达”。
安快银行对社区银行定位的坚守更是提供了一家银行如何固守初心、扎根社区的范本：“我们已经超越了我们作为一家小型社区银行的‘出身’,但我们要做到不忘初心，社区精神永远是我们所做一切的中心”；“我们创立于一个小镇，这个‘根’（起源和出身）让我们始终脚踏实地”。
金融危机也让美国一些明智的银行家逐步认识到做银行离不开良好的政治格局、经济环境与金融生态，他们主动地参与研究和推动政策的设计实施。
如摩根大通银行成立了研究院，现在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为美国经济金融政策、产业发展等提供建议。
在历年写给股东的信中，杰米·戴蒙关于美国的国势及政策评论常常在万字以上。
2016年，他和股神巴菲特在内的13名美国商业领袖发表题为《公司治理原则常识（Commonsens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les）》的联名信，倡导美国上市公司实行更好的公司治理准则，在美国政经圈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他们接管了濒临破产的其它金融机构，比如摩根大通对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助银行的接管。
杰米·戴蒙对此称，“没错，我们买下了别人的房子，但我们买的是别人失火的房子。”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变迁与初心、使命
国人自古就有“家国一体、义利天下”的济世情怀，银行家尤当如此。
旧时代中国银行业蹒跚起步，张公权、陈光甫等第一代银行家降生在传统中国向着现代中国转型的历史关隘，他们的所思、所谋、所为，既在实现银行的现代化，亦在通过银行的现代化推动商业、经济乃至社会的现代化，这些思考和实践影响了后世中国，亦是留与今天的遗产。
而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为发轫的苏区银行发展史源远流长、泽被深远，将红色金融事业的种子，从遵义到延安，从石家庄到北京，一路散播，一路开花结果，为建立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开启了先声，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主要体现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和为党、为国、为人民拼死守护“钱袋子”的初心使命。这些已渗入新时代银行人的基因和血液，永远闪耀着精神的光芒。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银行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先后从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脱胎而来的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早期被称之为四大专业银行。
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相仿，四大银行无论是在经营领域、甚至地域都泾渭分明，这期间，银行作为公用事业单位，亦被称之为“第二财政部门”，承担着类似于今天提供水、电、煤气公共服务机构的职能作用和社会使命。
而此后以“工行下乡、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破墙”为标志的商业化改革，以及一大批中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为标志的市场化转型，乃至大中小银行递次上市的股份制改造，中国银行业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迅速发展壮大。
有鉴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才是银行生存发展的凭依之根本，关联一国兴衰之气运，国民福祉之所系，实则集万千利害于一体。
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中国的银行业自觉追求和奉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发展”，但在部分领域和环节，资本的逐利天性有所张扬，曾引发“躺着赚钱”“暴利”的舆论质疑，乃至于“金融乱象”局面的出现[1]，这大约也是当前金融行业再三重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由来。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重拾初心，追寻使命，逐步形成了对初心使命的科学认知和成功实践：
1、银行乃国之重器，健康发展和永续经营是银行的初始责任。
银行要把自身发展好，这才是银行需要承担的首要社会责任，这是因为银行是一个外部经济效应十分显著的行业，银行稳才会金融和经济稳，才会社会和民生稳[2]，这是银行业该有的大局意识：自觉摒弃短期经营行为，强化风险管理，坚持审慎经营。
近年来，各家银行积极主动地推进经营转型，努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从发散状态转向收敛状态，也基本遏止、转变了银行资金脱实向虚的局面，影子银行的野蛮生长和房地产融资的过热现象也通过加强监管被套上了缰绳。这期间，国有大型银行以高于普通银行的标准，谨记自身的国有属性，在主动应对市场波动风险中，不仅考虑自身的商业利益，更考虑作为市场引领者的社会责任，主动维护宏观金融体系稳定和金融安全[3]，将有效防控风险作为重要生命线来守护，发挥了“压舱石”和“定盘星”的作用。
2、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扎根和回报社区是银行的基本责任。
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可能并不需要将网点开进社区，君若不信，可以从“社区支行”的“一哄而上一哄而散”观之鉴之。
移动互联时代“扎根和回报社区”更多的是指坚守社区精神和社区信念。
根据查询，截至2019年2月11日，中国银行业共有物理网点22.86万个，其中仅六大行的网点数量就超过10万个。
这22万多个网点，就是22万多个节点，围绕在数百万的社区、数十万的村落和乡镇这些社会细胞的周围，形成一张遍布全国的金融服务网络和民生服务港湾。
进一步来说，工行早年倡导的“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和中信银行提出的“信守温度”品牌新主张，都是一种社区精神的形象表达。
而在建行的价值认同体系里，“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每个劳动者都应该被尊重和善待。
为此，该行利用现有的网点网络建设1.43万个“劳动者港湾”，无偿向全社会开放，并提供1.05万个卫生间为公众共享，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过路者提供歇脚、喝水、手机充电等服务。
可以说，温情打造“劳动者港湾”，这是建行立足社区、服务社区的一大“极具现代精神的创意”。
建行还开放共建建行大学，搭建融合线上线下、行内行外、境内境外的教育培训开放平台，实施“金智惠民”工程，开办小微企业家商学院，面向社会大众普及金融知识，传播现代金融理念，可以说这正是推而广之、大而化之、形而上之的“扎根和回报社区”。
3、实体是真正的强国、富民之基，服务实体经济是银行的天然使命。
国际银行业的经验昭示：实体经济既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富民之源，也是银行生存发展的土壤。
银行与实体经济荣辱与共，也只有实体经济好了、活了，银行业的发展才能根深叶茂。当前服务实体经济重心在于支持民营经济，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就在于发放普惠贷款，支持小微企业。
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出要求：2019年国有大行小微贷款要增长30%以上。
为此，工商银行提出“大银行不做小微企业没有未来”，在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方面体现大行担当；建行在国有大行中首家明确将普惠金融上升到全行战略，探索普惠金融新模式，2018年末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到6310.17亿元，一年时间就增加了2125.15亿元，增幅高达50.78%。
一众中小银行自觉回归本源、回归本土，重拾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的初心，以台州银行、泰隆银行为代表的台州小微金融服务模式更是成为了中小银行转型发展的风向标。
4、政策是国运的生命线，以银行人对经济气候的敏锐洞察，有利于推动国策和社会治理的设计实施。
以住房租赁为例，建行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推出专业金融解决方案，变“要买房到建行”为“要租房到建行”，努力用金融的智慧疏浚楼市库存的“堰塞湖”。
不仅如此，云南省政府推出“一部手机办事通APP”，该APP后端链接公安、人社、卫健等十八个部门，纵向贯穿“省、州、县、乡、村”五级，516个功能项，能够实现“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最多跑一次”的网购般政务体验。
而担纲该项目技术开发主力的是建行旗下新成立的建信金科，服务和维护主力是其云南省分行。整个APP自端至末，始终以民生服务贯穿，看不到金融的影子，却能感觉到金融的脉动。
在这些举措和理念的背后，一种理念渐渐被人们熟知：“拿起金融温柔的手术刀”，把原来传统银行聚焦在“存款、帐户、资源”的关注点，转变到社会痛点，大到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服务“三农”、精准扶贫和金融教育等，小到化解快递小哥入厕难、喝水难，到开发药品溯源码平台，让老百姓买到放心药。
“跳出金融做金融”，“温柔的手术刀”刀锋所向，是不一样的社会痛点，是相同的初心使命。
“温柔一刀”温热初心
新时代下，只有回应人民的期盼和诉求，才有银行事业的发展空间，这一观点得到了更多的共识。
“金融是一把温柔的手术刀”的寓意，也变得鲜活清晰和温热起来。
为什么会是“温柔的手术刀”，究竟是为了一博眼球，还是别有深意呢？
首先，“温柔”两字，体现的是银行对化解社会痛点的“微创”或“无创”优势。
在某种意义上，由银行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具有深厚的公共属性，且与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它是一国经济运行之桥梁，一国社会活动之纽带，也是一国百姓生活之“钱袋”，在经济指标之脉动、居民生活之体察、公众舆情之聚焦、社会痛点之搜集等感知体会上具有独特优势。
那么，当银行人拿起温柔的手术刀，自然能够做到“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化腐朽为神奇，对于某些社会痛点的化解甚至能够做到妙手回春。
其次，“温柔”两字，展示的是一家市场化企业化解社会痛点的正确姿势。
金融机构在改革创新、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刀口向内时往往要大刀阔斧、壮士断腕，而对外则必须轻风细雨、润物无声，如此内外兼修，便能将切除自身赘肉的“百炼钢”化为对客户、对公众的“绕指柔”。
银行毕竟一家商业机构，不是政府职能部门，更不是执法部门，对社会痛点的化解不可能快刀斩乱麻，只能是跨界而不越界，治乱而不添乱，对化解社会痛点必须精心、审慎，不能“好心办坏事”。
最后，“温柔”两字，反映的是金融科技赋能后银行化解社会痛点的专业与从容。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化解社会痛点离不开金融科技的赋能，也只有充分借助金融科技的锋刃，银行才有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信，否则钝刀切入，必然是伤筋动骨。譬如当激光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微创手术、无痛手术才成为可能，其中道理如出一辙。此前建行历多年之功，开发新一代核心系统，到成立金科公司，都可以说是在磨刀——打磨一把好用的“温柔手术刀”。
在企业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看来，企业使命必须“兼顾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既能提高自身竞争力又能提高所在行业的竞争力”。
他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企业应当承担应有的公共责任和使命；企业公共使命的体现，应当服务于企业竞争力的增强；那些脱离了企业现实利益的企业使命，通常是盲目的、紊乱的、缺乏可持续性的。
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温柔手术刀”与初心使命实际上是“一体两面”。这是因为：
1、新旧动能的转换，要求银行举起温柔的手术刀，培育新的价值创造能力。
银行经营的一大威胁，就是“金融脱媒”。为什么会出现“金融脱媒”，其实就是在新经济、新业态、新环境中，银行固步自封、画地为牢，进而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定位，更谈不上独特的价值创造能力，传统关注“存款、客户、资源”的第一发展曲线动能渐趋衰退。
在新经济时代，所有人们习以为常的金融规则正在以新的方式被诠释、被革新，而伴随着悄然生变的产业边界和概念，新动能在供给侧和需求端重新定义了银行的生存方式。过去以静态方式看待社会生产各个环节的传统的产业划分方法，习惯于把原本连续的经济过程分割成一个个片段，只接受其中较为安全的环节，在分割产业链的同时，也失去了对产业发展的关注和敏感度，难以理解产业的趋势和生产要素的变化。
由银行提供的传统金融服务如果不能适应新动能的革命性，必将以失去专业化能力为代价，最终自己要咽下苦果，在旧动能式微而又失去新动能助力的情况下，银行的发展弥足堪忧。
2、新旧范式的更替，要求银行“跳出金融办金融”，不断挑战新的“金融边界”。
一个小国可能出大战略家，比如新加坡之李光耀；一家小银行也可能出大银行家，比如安快银行的前CEO雷·戴维斯，跳出银行办银行，带领安快银行从一家1.4亿美元资产的微小银行成长为美国社区银行的先锋，其经验就在于他们建立了一个颠覆传统银行模式的愿景，精心打造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愿景。巨变时代，唯变求存。
在《银行4.0》一书中，“金融无处不在，就是不在银行网点”的观点打破了很多有关银行的思维定势。
岂止不在银行网点，过去一切以网点为基础、为出发点的“等客上门”的经营模式都将发生改变，未来银行的存在形态和服务方式很可能会发生根本性变迁。如果银行继续“画地为牢”，囿于存贷款的传统金融服务，不能走出柜台，走出网点，走出舒适圈，主动去市场找痛点、找机会、找出路、找增长极，就会在未来失去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空间，成为“消失的银行”。
3、新旧技术的迭代，为银行拿起“温柔的手术刀”，开启“第二发展曲线”提供了可能。
金融科技的勃兴对银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究其实，金融科技依然是一种工具，可以假手于竞争对手，也可以操之于己。
以小微金融服务为例，过去银行不是没有看到小微金融的巨大市场，不是没有艳羡小微蓝海的长尾效应，也不是没有感知到破解小微融资难问题的政策压力，“不是我不想做小微，而是我不会做小微”，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帮助银行初步解决了这一问题，正是融合金融科技手段探索出以“五化”为特色的普惠金融新模式，锻造了建行在小微金融领域专用的温柔手术刀，推动了建行在这一市场上的游刃有余。
科技只是手段，场景才是关键。
大型银行的科技力量并不弱，但常常抓不住场景，这也是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银行坐拥巨大的技术实力和海量客户数据，在一些环节却被互联网金融机构“吊打”的症结所在。实际上，社会普遍存在的痛点就是商业机会所在，就是金融场景的路标。
当银行以痛点为导向，借助金融科技的手段精准地识别痛点、抓住痛点，以科学精准的金融解决方案化解痛点，银行就找到了新的市场空间，实现了新的价值存续，是之谓“第二发展曲线”。
国运、行运与时代使命
时代列车风驰电掣，于无声处，常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曾几何时，关于中国银行业“技术性破产”言论声犹在耳，不经意间，中国银行业“整体性崛起”已蔚为大观。
以资产规模计，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约折合为33万亿美元，超过整个欧元区的31万亿美元，近两倍于美国的17万亿美元，近5倍于日本的7万亿美元。除了摩根大通银行在市值上雄踞全球金融业榜首外，以资本实力、资产总额、创利能力、品牌价值计，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几近跻身为全球的TOP四大银行，成为全球金融界的第一天团。
大家都说：银行是一个亲周期的行业，当经济进入上行的繁荣时期，银行业的日子就会锦上添花、烈火烹油；当经济步入下行的萧条时期，银行人就会哀叹“凛冬将至”“雪上加霜”。是故，有国有大行行长提出要“打造超越周期的稳健”。
如果把格局放得更大一些，焦圈拉的更远一些，或者说政治站位提得更高一些，我们会认为，毋宁说银行是一个亲周期的行业，不如说银行是一个亲国运的行业。
沧海桑田，风云变幻。昨天的中国国家羸弱、民生凋敝，今天的中国繁荣昌盛，国祚如阳初升；昨天的中国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今天的中国坚于磐石，巍于泰山；昨天的中国人心涣散、一盘散沙，今天的中国智慧凝聚，众志成城，先人们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举步维艰，而我们在政通人和的环境中大有可为；先人们必须忍辱负重来保全民族金融产业的星火，而我们得以放开手脚去角逐激烈的国际竞争。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华诞之际，映入眼帘的已是硕果累累的丰收时景。
一般意义上，金融是综合国力无可争议的外延表现之一，这从全球银行千强排名中就可见一斑。没有国强又何来业大？历史上，欧洲、日本银行都曾是前十位、二十位排名常客，由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现已不复当年辉煌。德意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东京三菱银行都曾是全球金融界的霸主，俱往矣，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时过境迁，在改革开放的天翻地覆中，以四十余年的苦心孤诣，我国无论从资源禀赋乃至制度、模式而言，都越来越具备领袖气质和竞争实力，以当前国力的增长趋势，我国银行业在全球金融版图中的地位提升后劲十足，以至于杰米·戴蒙把“大型中资银行的崛起”视为“摩根大通未来三大挑战之首”。
当然，这一切只基于一个前提，中国的崛起如约而至。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早有明言：剧变时代，企业家最主要的责任，是为企业创造新的未来。
具体言之，企业所要界定的使命，即应回答的三个基本问题：“我们目前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变成什么”，以及“我们未来的事业应该是什么”。
德鲁克一再强调，企业所要达成的使命，一定要落在企业以外的社会中。当大国的博弈走到十字路口，当社会的“痛点”传至金融的血脉，中国银行业不能再一味不思进取、坐享“电梯红利”，抑或急躁冒进，而应该坚守自己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勇敢地开启“第二发展曲线”，像华为一样打造属于新时代的“苦难辉煌”。
在初心使命的时代召唤下，在转型突围的无物之阵中，每一家银行乃至每一位银行人都应该拿起金融“温柔的手术刀”。
因为“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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