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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纠结于太多玄乎的术语。有的分析，我们只需要用到一些商业常识，或者说，从商业常识起步。说得再通俗点，就是些做生意的常识。

记住，任何生意，一边是需求，一边是供给。

1990年代，我们老家有老板引进了日本先进的保温杯生产线，生产出很高级的保温杯（当然也很贵），结果卖得不好。别的老板一看，用机床冲一下钢板，造出了低质量而廉价的保温杯，就大卖了。很显然，当时国内消费水平就是那样。

而再看如今，如果你再拿出那样低质量的保温杯，是很难卖出去的，因为大家消费能力提高了，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变了。

供给要契合市场需求，包括总量的契合和结构的契合（即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也要契合市场需求），这是做生意的基本常识。

我们所从事的金融服务业，也没什么特殊性，照样要服从这一常识。

因此，我们的分析，也可以从总量、结构两方面入手。

一、总量维度
我们首先要衡量金融业总量供给是不是适度。

最简单直观的方法，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根据统计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该比例为7.68%，比最高的2015年（8.44%）有所下降（因为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但和历史相比，仍然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然后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做个比较。先来看看美国的。美国经济分析局直接披露该比例，数据显示，美国2017年是7.5%，低于我国。
当然，这个不能简单横比。

中美两国的金融结构完全不一样，人家是直接融资为主，投资者直接购买了融资者的证券（股票或债券），会产生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如果这些投资者不属于金融业（而是属于个人或非金融企业），那么这项收入便不体现为金融业的增加值。而我国则以银行主导的间接金融为主，会体现为金融业的增加值。因此，理论上，我国这个比例理应略高于美国。

再者，我以前的报告中曾经指出过，由于我国银行间接金融是信贷为主，对融资企业而言是债务融资，利息支付具有刚性。一旦经济下行，企业收入下降了，但支付给银行的利息是刚性的，这就导致企业总收入中支付给银行的比例增加了，这也会导致经济下行期，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提高。我国2012年以来这个比例上行，有此因素。

所以，我国这个比例略高于美国，似乎能够解释得过去。

那么我们找一个也是银行主导的大型经济体，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从日本内府阁披露的数据来看，近十多年仅为4%出头，显著低于我国。
当然，没有两个国家或地区是完全可比的，而是各有各的原因。比如，我国香港地区该比例能达到17.52%（2017年），体现出转口贸易港的特点：专注于贸易金融。再比如，我国台湾地区该比例低至0.93%（2017年），这还是经过几年回升后的结果，最惨的时候台湾家长敦促小孩读书用的语句是“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只能去银行”。事实上，这些小型经济体跟我国大陆可比性不强。

综上，我们目前的该比例，跟日本比是明显过高的，跟美国比是略低的（且可以解释）。但从经济结构上看，我国理应与制造业大国日本更像一点。所以，我们初步结论是，我国该比例可能是过高的。

总量维度的结论：过剩。

二、结构维度
除了总量之外，更关键的问题其实是供给的结构。我们提供了这么多金融服务，生产了这么多金融产品，还加了这么多班，写了那么多报告，到底为我国的实体经济提供了多少有效服务呢？而实体经济需要的服务，我们给了没有呢？

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业改革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案例。

1980年代末，台湾地区的银行业情况和目前大陆十分类似，包括民间借贷泛滥，利率高昂，而当时的公营银行虽有富余资金（1976年开始台湾也经历了贸易大额顺差带来的货币过度投放）却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力，银行业金融中介功能不能完全发挥。1991年，银行放贷利率在10%上下，而民间借贷利率却高达22-27%，差异十分明显。很显然，从民间借贷利率上就能看出来，服务不到位。

适逢1980年代西方国家处于金融自由化浪潮中，刚好1987年也是台湾解严，因此台湾政策当局于1990年代初开始允许创办民营银行，而后又有几家公营银行私营化。供给量开始快速扩大。

但台湾开设民营银行速度之快，新设之多，则受争议，并被认为是其后期全行业经营惨淡的主要原因。1990年前，全岛有公营银行24家（网点996个），而至2001年，银行数已达到53家（网点3005个。均不计入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市占率一直很低，暂忽略），每万人网点数1.34左右，而2010年台湾每万人网点数达到1.44左右，台湾银行业竞争程度可见一斑。

这样的供给量，实体经济总该很爽了吧？

可是后来，这些银行陷入了同质化竞争的泥潭，最后是全行业的灾难。因此，供给虽然很多，但都是同质化的，未必满足得了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大家看了这个数字可能没啥感觉，我们可以找一下对比：浙江省，我国大陆金融最为发达的省份，这里的人民身材瘦小，操着难懂的方言，但都有一项共同特点：特别擅长从银行贷款。根据2017年数据，浙江的每万人网点数是2.22左右，远超台湾竞争最惨烈的时期。
然而，现实中，浙江的银行的日子似乎并没有台湾当年那么惨淡。虽然也经历了不良资产周期以及经营亏损，但这几年也缓过来了。我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浙江的这些银行有明显的客户定位分层，有差异化竞争。一般而言，国有行做大中企业、城商行做城镇中小微企业、农商行做城乡的中小微企业……注意，我不是忘了说股份行，而是它们的定位确实不如前几类银行那么明确。

而且，某些差异化定位明显的中小银行，甚至在自己的细分领域内，日子还过得相当不错，创造了亮瞎眼的ROE水平。详情请参见我们此前的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的报告：

国信证券-专题报告：银行小微信贷业务深度：原理、模式与实例（2018-9-20）

我们再来观察浙江的银行业总资产结构，与全国结构相比，存在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中小银行的占比明显高过全国，尤其是城商行、农商行尤其发达。正是这些中小银行的业务员，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深入到了田间地头，为广大城乡的小微、农户提供各种金融服务。这个供给结构是符合浙江省的实体经济实际的，相比全国而言，显得更加均衡（当然，评价均衡程度并不容易，单看这一数据并不充分。万一全国经济结构就是需要那样的金融结构呢？）。
而浙江那些没有差异化的银行，在2008-2010年的信贷泡沫中陷入了高度同质化的竞争血海当中，最后承受了高额的不良资产，一地鸡毛，也给当地经济、金融生态带来巨大的灾难。想知道哪几家的，可以搜索2011-2012年浙江温州的新闻。

这背后，体现的是结构问题。总量要适度，结构要合理，是任何生意都不可违背的两点常识。供给的总量巨大，却大多是无效供给，并不是实体经济所需要的，形成了金融业的“过剩产能”。而真正实体经济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却找也找不到，实体里的一大群人依然整天在抱怨得不到很好的金融服务，这就足以证明金融服务的供给存在欠缺。

所以，结构维度的结论：失衡。

三、小结：结构问题结构解
以上两个维度，首先，我们总量是略有过剩的。同时，由于小微企业等部门群体依然是服务不足，虽然供给侧存在结构性问题。换言之，我们是总量过剩叠加结构失衡。这一问题，是我们金融业供给侧改革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而总量集中在部分领域中过剩，也意味着风险在这些细分领域集中，未来可能诱发风险，也成为政策当局的心腹之患。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的金融去杠杆是取得成效的，但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有没有合理调整呢？从某些数据上看，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推进，大中型银行的占比反而提高了，似乎事与愿违。行业头部集中度越来越高，是不是代表着更好的供给结构呢？或许未必。

金融供给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真的是两码事（当然也并不矛盾）。金融去杠杆，是致力于让金融体系的杠杆水平下降，比如要压降同业业务等高杠杆业务，遏制表外理财等变相加杠杆的业务。而金融供给侧改革，则是致力于让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更加契合我们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结构的调整。

两者之间也有关联：正因为大家都拼命挤到一块去，不做差异化竞争，导致大家收益率越来越低，只好铤而走险，通过加杠杆去保收益。

金融供给侧改革，具体到微观层面上，则有很多任务要做的。首先，大量金融机构，现在这个时点就不要往热闹的地方凑了，最后怕又是一地鸡毛。服务不足的领域，才是开发程度不高的蓝海，应该抓紧着手布局。最典型的就是小微、三农、零售等领域，而且是这其中的那些高度非标准化的业务领域，真正考验银行风险定价能力的领域。

当然，你从来没做过的事，短期内也不可能马上掌握方法，还是需要一个边学边练的过程（甚至还要交点合理的“学费”），一哄而上的话也会导致悲剧的发生。因此，这个供给侧结构调整，会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也不宜操之过急。

所以，在金融供给侧改革大潮来临之际，放下身段，深入民间，真正为老百姓提供实打实的服务，帮人解决问题，获取信任，才能让自己不被改革大潮卷走，并为此享受合理利润。

最后奉上一张图：调研时看到某小微银行办公室的斗笠，不是摆拍，这是他们的日常装备。
没这装备，你就得小心被供给侧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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