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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人类正在面对的“自然灾害”（伯南克语）。

灾难面前，当启动赈灾模式，以保障民生为上，支持国民度过难关。

本文从失业救济、现金补贴及放松管制三个方面提出应灾之策。

本文逻辑：
一、失业救济：调查失业人口，充实失业基金

二、现金补贴：放弃刺激思维，保障民众生活

三、放松管制：增加市场信心，提升经济预期

（正文9000字，阅读时间30'，可先阅读再分享）

01
失业救济
调查失业人口，充实失业基金
失业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

失业，意味着劳动创造下降，经济产能萎缩，家庭收入下降，负债压力上升，消费更加低迷，经济衰退进入恶性循环。

4月4日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达660.6万，前一周为664万，过去三周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已经超过1500万。

这场灾难导致部分市场停摆，美国失业工人快速增加。

疫情之下，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失业？

3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2月的城镇失业率有所上升，其中1月为5.3%，2月为6.2%。

不过，这个数据不能反应中国失业率的整体情况。城镇失业率，针对的是城镇劳动人口，大约为4.4亿，而中国总劳动人口大约是7.7亿。

另外，城镇失业率以城镇“失业登记”为准。现实中，多数失业者都不会去做“失业登记”。因为“失业登记”需要原单位开具辞退证明，表示“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若按城镇失业率6.2%计算，那么3月份城镇失业登记人数大概是2700万人（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口）。

根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增加。通常，GDP下滑两个百分点，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

最近十年，中国GDP增速逐渐下降，从2010年的10.64%下降到2019年6.1%，十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

按照奥肯定律，这十年，中国的失业率应该增加2个点以上。这十年中国失业人口应该增加了1500万以上。

再看看近十年失业率：2010年到2015年城镇失业率均为4.1%。2016年开始不升反降，到2019年城镇失业率下降到3.6%。

这是为什么？

客观上，近些年，随着人口红利消失，新增劳动人口减少，每年大量劳动力退休，拉低了失业率。

排除这一客观因素，我认为，这个数据不能反应中国失业率的全貌。为此我做了个调查：

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0.33万亿元，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为117.4万元。营收除以人均营收就是劳动人口，结果是9397万人。

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5.78万亿元，人均营业收入为138.8万元。营收除以人均营收的结果是7621万人。

从2015年到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下降了4.6万亿元左右，1776万劳动者“消失”了。当然，这个“消失”，有可能是退休、离职或被辞退。

再看今年1-2月，受疫情冲击，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62万亿元，同比下降17.7%，人均营业收入为102.0万元，同比减少14.1万元。按上面的方法计算，结果是6835万人。

与2019年相比，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劳动人口减少了786万人，这部分人或失业或未返岗复工。

按复工率进行推算失业人数，这里我引用瑞银证券的数据【1】（《疫情对劳动力市场影响几何》，汪涛）：

以2018年为例，中国就业人数大概是7.76亿，其中第一产业2.03亿，工业1.42亿。普通服务业失业人数大概1.91亿，其中批发零售业1.13亿，住宿餐饮业3200万，交通运输业2800万，居民服务业1900万。

疫情对就业人口密集的服务业、出口制造业冲击较大。根据2020年3月底的复工率推算，服务业仍未复工或者失业的人数可能达5000-6000万；此外工业和建筑业还有2000万人处于同样的状态；外贸及出口制造业失业人数将在1000万以上。

综合起来，截至今年3月份，未返岗就业及失业的人数规模不小。

在中国，最难统计的可能是隐性失业。

隐性失业的概念，是经济学家琼·罗宾逊首先提出来的，主要指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的就业或者半就业半失业。比如国有企业中的冗员，人浮于事、无所事事，其实属于隐性失业。

还有一类隐性失业主要来自农村劳动力：在农村跟随父母半务农半休息的青年，以考研之名、考公务员之名的啃老族，还有工作量长期不饱和的城乡结合部临时工，如深圳的“三和大神”（无贬义）。

国企与农村的这两类隐性失业者，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我们主要关注农村这部分隐性失业者，他们的规模有多大？

根据人社部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共2.9亿，其中有1.7亿人外出务工。在这1.7亿人中，春节返乡的农民工为1.25-1.3亿；而截至3月19日，约有1亿人已经再次外出务工，也就意味着还约有2500-3000万人未返岗。

另外，外出务工的1亿农民工以及在本地的1.2亿农民工，不知有多少失业。

农民工群体缺乏话语权，其中一部分农民工失业者隐藏在农村、城乡结合部，他们或以半务农为生，或以临时工为生。这群人其实属于隐性失业者，工作不饱和，收入微薄。

总体来说，中国80%的劳动就业在私人企业，尤其是中小私企。新冠疫情对私人企业冲击严重，尤其是是外贸企业、出口制造企业、餐饮酒店企业、旅游娱乐企业以及广大个体户，导致不少工人失去工作和收入。失业和收入下降，导致消费低迷，又会恶化就业形势。

怎么办？

前段时间，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抗疫模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中国将疫情视为一场战役，先速胜后治理，以举国之力控制疫情。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走了一半的路。为了战胜疫情，国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接下来另外一半艰难的路是复工复产，恢复经济。

面对疫情灾害，中国需要启动应灾模式：封城+保障——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政策组合。

过去两个多月，全体国民配合政府“封城封路”，市场中断，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工作与收入。

在这场疫情面前，除了比拼个人的免疫、政府效率、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技术，还包括国家的保障体系。

这次，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弱点被暴露。中国失业金领取难度大，金额少，对失业者的保障作用很低。

问题暴露是好事。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失业压力也随之增加。政府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取央企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尤其是失业金，降低失业金领取难度，改革失业保障制度；同时，建立覆盖失业者、低收入者、儿童、老人的应灾保障体系。

就当前而言，政府亟需给失业者、低收入者发放一笔现金，帮助国民度过这艰难的几个月。

02
现金补贴
放弃刺激思维，保障民众生活
很多人支持政府给民众补贴，但是认为发消费券比现金好。

主要理由是，发现金，人们会存起来，不消费，无法拉动经济增长。

这种主张，其实没有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

到底是发消费券好，还是发现金好？

我需要问一个问题：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讨论过，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不能将目的与手段搞反了。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还不是让民众获得更多的财富与自由？

如果想要让民众收入增加，何不直接发现金，为何要发放消费券？

消费券政策希望通过5000万消费券带动消费，发挥杠杆效应，刺激经济增长，还能收取税收。

可能有些人会说，刺激消费，经济增长，税收增加，国民收入也增加，岂不是“一举两得”？

不可否认，消费券可拉动经济增长，但作用不如现金。

为什么？

因为货币的交换价值。货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交换价值。在中国，人民币可以交换任何商品，货币在手，交易费用最低，交易效率最高。

比如，政府发现金给民众，一些人拿到钱后急着缴房租、水电，一些人则还信用卡、花呗，一些人可能拿钱去医院看病，还有一些人可能存起来、做投资、给“小三”零花钱……

经济世界，利来利往，无奇不有，个人做主，无需父爱主义和权威主义。

这样，政府发下来的这笔钱，效用最高，价值最大，使用成本最低，对经济增长最有利，对国民财富及自由增加最大。

若发放消费券，情况则完全不同。我以4月10日深圳宝安区发布的消费券规则为例。

消费券总额是2亿，采用抽签制，不是人人有份，全靠运气。

消费券使用受到各种限制：

区域限制：只能在宝安区内消费，以及京东“宝安质量示范区优品专区”。

如果你居住在南山、福田、罗湖等地，正好抽到几十元消费券，但是得驱车前往宝安消费，交易费用大增。我身边有人抽到龙华区的消费券，也因交通成本增加而考虑放弃消费。

类型限制：只有餐饮、购物、文化旅游、健康、汽车、宝安产品展销、宝安购物节、扶贫八大类。

消费券，其实是计划经济思维，有点像当年的粮油票、布匹票。宝安消费券是以上八大类“票”。如果你幸运“中奖”了，也只能消费以上八大类。抽了汽车消费券，只能购买汽车，才能使用。目前，还没有一个省的消费券可以购买智本社的学习会员，以及缴纳房租。

商家限制：消费券指定商家使用。

这不仅限制了消费者，降低了消费券的使用价值，还对其它行业及企业不公平，甚至引发寻租空间。

山东发放了旅游消费券，一些幸运者为了使用消费券被“逼”上泰山，景区一时人满为患。

门槛限制：满XX减XX。

比如，餐饮消费券满500减150，满100减30。为了省150，你还得搭进去500。

我们可以做个比较：

假如1000人抽得3000元的汽车消费券，效果如何？

可能只有100人选择购车，假如购车均价20万，政府花费30万消费券（900张券回收），直接拉动汽车消费2000万，汽车购置税200万，政府赚了170万税收收入。

假如1000人（低收入者为主）获得3000元现金，效果如何？

可能有200人拿来缴纳房租，200人还花呗、信用卡及贷款，200人存起来，100给子女购买书籍、培训课程、文具、玩具，还有人可能拿出一部分去餐厅、超市消费……

这种经济效果似乎比较难计算，到底哪种效果好？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偶然所得的“暂时性收入”。即便政府发放的现金是“偶然所得”，人们也会基于过去及当下收入、长远预期来安排支出。

事实上，基于永久性收入假说的理性消费安排，比消费券这种短暂性、强迫性的消费安排，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甚至认为，只有在代际交叠模型中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戴蒙德模型，资本增长黄金律）——如个别家庭将政府发放的现金给子女购买书籍、保险。

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发放消费券，但是不少消费券沦为“鸡肋”：富人不稀罕，穷人消费不起。

消费券以及任何经济要素受到的约束越多、限制越多，其交易费用越高，效率越低，价值越低，对经济增长越不利，对政府税收增加越不利。

更重要的是，当前疫情是一场灾难，在灾难面前，政府首要职责是保障民生。

政府要放弃经济刺激的思维，启动应灾模式：不是刺激经济，而是保障民众生存；告别“钓鱼式”刺激政策，踏踏实实地“急群众之所急”。

有些人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三五个月没有收入完全能够应付。

中国储蓄率确实远远高于欧美国家，但是储蓄极为不均衡。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中国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人均存款47万，其储蓄额占全国总储蓄额的50.4%。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过着“赤字”生活，即靠借贷、往年储蓄或父母储蓄维持生计。

去年，西南财大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庭大约有40%的存款为零，换算成人数，大概有5.6亿的人存款为零。

过去两个月，银行信用卡违约及信贷违约数量有所增加——预警信号。

所以，大疫之下，中国政府需要突破经济刺激的思维，启动更高级别的应灾模式，发放现金，保障民生。

什么才是应灾模式？

我这里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调查与研究中心甘犁与何青整理的数据【2】：

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启动了应灾模式，采用“兜底”的方式应对“大雪灾”（新冠疫情）。在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5600亿美元是直接补贴给家庭与个人的现金，占美国GDP的2.9%。合计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可获得2400美元，每个孩子还可额外获得500美元。

加拿大的居民现金补贴达475亿加元，占GDP的2.3%。澳大利亚的居民补贴为249亿澳元，占GDP的1.3%。新加坡的居民补贴为59亿新元，占GDP的1.3%。印度的居民补贴为1.7万亿卢比，占GDP的1.2%。韩国的居民补贴为9.1万亿韩元，占GDP的0.5%。

中国香港与中国澳门的居民补贴，分别为790亿港元和96.8亿澳元，分别占GDP的2.7%和2.3%。香港18岁或以上永久性居民可领取1万港币。

英国对利润低于5万英镑的个体经营者每月发放2500英镑，至少发放3个月。德国拿出500亿欧元，占GDP的1.5%，补贴给中小企业及个体户。

应灾模式第一点是给民众发放大规模、覆盖面广的保障性现金，目的是保障生存，而非小规模的以刺激经济为目的的消费券。

目前中国各省市消费券加起来不过五六十亿，假如最后是100亿，也只占中国99万亿GDP的万分之一左右。今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收官之年，建议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快速地一次性给民众发放大规模现金。

有人担心两个问题：
一是大规模发现金，是否引发通胀？

这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因股市崩盘叠加疫情，美联储开启“无上限”QE，美国联邦政府推行2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难免引发通胀或资产价格泡沫担忧。

再看中国的情况。4月10日央行公布，3月末，广义货币余额达208万亿，同比增长10.1%。同时，中国2月CPI一度超过5%，3月回落到4.3%，但是与GDP、家庭收入增速及存款利率相比，CPI水平依然偏高。

大规模现金的资金来源是关键。如果是银行“印钱”，通胀风险会大幅度增加。但是，如果是来自政府财政，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发放现金，通胀风险则小得多。

当然，中国的财政系统与货币系统并非独立，财政扩张往往伴随着货币扩张。从“糊涂账”来看，仅3月广义货币增加了10.1%，市场上钱增加了这么多，但如果没有到民众手上，是不公平的。

建议政府使用1-2万亿（占GDP的1-2%）的特别国债及地方债券，给数亿个人提供现金补贴。

现金发放重点对象为湖北疫情家庭及新冠患者家庭、失业者、低收入者、贫困家庭、老人、儿童及中小学生、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租房家庭、失业且肩负房贷家庭。发放方式必须公开、透明及低成本，如退税、贴息及直接领取等。

二是会增加政府债务风险？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是比较轻的。2019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37.7%，美国这一数据是106%，日本是222%，德国是68.3%，法国是122%，印度是69.8%。

同时，中国政府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如土地、央企、外汇等等。政府只要盘活国有资产包括部分低效资产，稍微提高行政效率，便可挤出大量现金出来。

03
放松管制
增加市场信心，提升经济预期
当前，经济恢复的挑战是预期问题。

国内控制疫情的速度超出很多人的预料，但经济恢复的难度也大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控制疫情，可以通过政府权威来快速实现。但是，信心与预期藏在每一个人心里，很难通过行政命令来解决。
如今，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还不知什么时候能结束，半年、一年，也可能两年。市场信心低迷，很多人选择降低消费，增加储蓄，减少投资，以抵御不确定性风险。

海底捞涨价，遭到各种讨伐，显示出市场信心脆弱，收入悲观的个人对物价上涨颇为敏感。海底捞不得不出面道歉，恢复原价。

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提高经济预期？

消费端，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是发放大规模现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民众的安全感增加，市场预期也会得到改善。发放现金对消费端的作用比较大，对投资的拉动相对间接。

投资端，改善预期最有效的方式或许不是基建拉动，而是放松管制。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放松管制，不是放松疫情防控，而是放松经济管制——放松人口流动管制，优化小摊贩管制，降低准入门槛，促进资本、土地等要素流通。

市场预期下降的局面，中国曾经在80年代末、90年代末都出现过。当时恢复市场信心的关键办法是改革，主要是放松管制。

1989年到1992年中国经历了社会风波和通货膨胀，加上国际局势突变，外资投资信心和国内市场信心低迷。但是，小平92南巡后，明确了市场经济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美资蜂拥而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市场，朱总推动国企改革、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引入私人资本，增加投资信心。

今天我们面临这种局面，政府需要坚定的向市场让利，向私人企业让机会，放松管制，吸引资本，支持就业与创业。

比如，放松对小摊贩、小作坊的管制。

在中国，小摊贩、小作坊个体户规模在1个亿左右。疫情期间，他们无法出门做生意，生存艰难。政府应该放宽对他们的限制，让他们活动起来谋生，解决生存问题。

如今中国可能有上亿人失业或未返岗，找工作困难，创业又没资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广大农民、农民工、小商贩低成本摆摊，开设小作坊，开设养鸡场、养猪场。

这可能是社会基层人解决就业、保障生存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或许可激活千万以上的就业规模。

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建议放松管制来扩大就业：“城市中，应该放宽对小摊贩的管制。在当前情况下，就业问题这么重要，你给人家开条路，给小摊贩留条路，不要让这些小摊贩整天躲来躲去的。”【3】

有人提出，大量摆摊、开养猪场会造成环境污染。过去几年，过度追求环保政绩及城市形象，大拆养猪场，驱赶小摊贩。

只要划分好区域，设置好一定的标准（不能过高），可降低脏乱差程度，与店铺商家利益冲突不大（不同细分市场）。

最重要的是，民众的生存权大于形象政绩。

又如取消汽车限购政策。

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如果放开汽车限购，购车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一定程度上可以提振车市。

以深圳为例，摇号人数突破127万，但3月份的普通小车增量指标只有6690个，其中摇号指标3334个，竞价指标3356个。月增量指标与摇号人数比只有0.52%，缺口巨大。

以15万经济型用车为例，3月竞价指标平均成交价为41303元，占购车款的27.5%，竞价车牌大大提高了购车成本。

有人提出，取消限购，会加剧道路拥堵。

问题是，解决道路拥堵的办法不应该通过限购来解决。可以说，汽车限购限行，是解决道路拥堵问题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的本。

北京汽车保有量比深圳低，道路比深圳宽敞，为什么堵车更严重？这与北京的城市规划很大关系。北京人口分布不均衡，通州人口扎堆，早晚通勤加剧拥堵，大量单位用地阻碍道路规划与车辆通行。

再看香港，香港人口密集，道路狭小，但四通八达，交规严格，车流速度快，交通拥堵程度低。

拥堵问题应该多从城市规划、交通执法、道路标识、公共交通、停车费差异化定价等方式来解决。

汽车限购、车牌拍卖，在法理性上值得考究。这其实“已上车人”对“未上车人”设置的一种资源争夺障碍。

在中国，放松管制的增长空间依然很大，尤其要素市场的潜力巨大。

4月9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简称“意见”）。

这份文件备受国内经济学家的关注，普遍认为，这是一份触及灵魂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文件。

为什么？

长期以来，中国商品市场已经市场化，但是要素市场尚未市场化。所谓要素主要指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经济资源要素。

要素受到制约，导致供给侧出问题，资源配置不充分，导致大量浪费、产能过剩及创造不足。

以劳动力市场为例。

劳动要素受到户籍、体制等限制，无法充分流动，竞争程度弱。很多农民工进城，无法落户，无法给子女提供好的教育。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深圳的情况更严重，常住人口1300万左右（2018年），户籍人口435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3.5%。

到今年3月份为止，中国还有2500-3000万人农民工未返岗。这次疫情可能会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拐点，一部分人或留在家乡附近或省会城市，不再考虑北上广深及远距离大城市就业。

这份“意见”明确“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打破户籍制度，有助于帮助农民工进城，吸引农村过剩劳动力，解决第一部分提到的大量的“隐性失业”问题，让他们享受更多的城市公共用品。

又如土地要素市场。

中国的土地要素市场，所有权无法流转，只能交易使用权。这导致土地资源难以激活，土地流转程度极低，资本变现能力极差。

近些年，中国一直在探索土地改革，尤其是农村集体土地入市。这份“意见”再次提到：“制定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

如果农村的宅基地可流通、可抵押，农民可以通过宅基地抵押贷款，获得开办养猪场、养鸡场、小作坊及种植果园的原始资本。这样有利于农民就业与增收。

由于集体土地的交易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开发产业容易遭到村霸、地头蛇欺压，交易费用奇高无比。这导致农村土地及农业长期处于资本匮乏的状态。

至于农村集体土地如何入市，目前还有很多争议：私有化，还是股份制；所有权流通，但使用权受限；只交易使用权，但强化使用权保护。

不管怎么改革，只要集体土地交易合法化，便有大量的社会资本愿意投资。

如此，一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激活农村土地；二可以增加私人资本的投资信心，在低迷的市场中拉升投资预期；三可以增加土地供给，打破土地垄断，降低城市居民的购房成本，增加消费动力。

再如资本要素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社会融资以借贷为主。股票市场备受诟病，资本试图进入但“恨铁不成钢”。

股票市场，需要打破审批制，采用注册制，淘汰不合规的上市公司，不断地换血。这份“意见”提出：“改革完善股票市场发行、交易、退市等制度”。

信贷市场方面，主要是利率市场化，放松利率管制，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

目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正在引导利率下降，但是与国际相比，中国利率水平依然太高，中国私人企业及家庭承担着过高的信贷成本。

如果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利率顺利下降，社会资本的投资信心会增加，可以改善经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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