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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与经济高度共振，共生共荣，经济系统所呈现出的规律和问题，最终将无一例外的映射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经营管理行为当中。环顾四野，皆是巨变。当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纷纷进入“下半场”的时候，银行业进入“下半场”也是必然。问题在于：银行业的下半场在哪里？如何去？
来源：西泽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
作者仝思考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想要搞清楚银行业的下半场，必须先弄明白它的上半场。

一、中国银行业四十年简史
和中国现代经济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一样，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中国银行业上半场的起点。整个上半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裂变的开始：1978-1993。“拨改贷”奏响了中国金融体系从政治激励向经济激励的变革序曲，商业银行开始按“市场逻辑”转型。人民银行大一统的格局被打破，并逐渐裂变成各类专业银行。1984年四大行设立，1993年再进一步剥离政策性业务，成立三大政策性银行。而1987年招行、中信、深发展的成立，则孵化出了三十年后一个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商业银行群体。

2、商业化转型：1994-2003。1994年《商业银行法》颁布，中国银行业从此有了法理上的依据。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1999年组建四大AMC。这期间银行业第一次经历了阵痛——技术性破产和天量的资产剥离，这种阵痛如果放在今天，将是不可承受之重。但阵痛没有改变中国银行业商业化转型的大趋势。

3、黄金十年：2003-2013。在逐步完成股改、资产剥离之后，银行业迎来了繁荣的发展期。这十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从27.7万亿元提升至151.4万亿元，十年增长了4.5倍；利润从322.8亿元增长至1.74万亿元，飙升为十年前的54倍。与此同时，商业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从17.9%降至1.0%；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98%提升至12.19%，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均显著改善。按照资本实力排名，中国进入世界前1000的银行从2003年15家增加到2013年的96家，全球前10大银行，中国更是独占四席。

4、焦虑的五年：2013-2018。这一阶段的银行业开始遭遇“三重挑战”：一是不良周期开启，2012-2013年是最近一轮不良周期的起点，其中2012年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开始上行，2013年则是不良率上行。直至2017-2018年才基本企稳；二是互联网金融、Fintech先后兴起，由技术驱动的金融革命，对银行业形成强烈的外在冲击，并内化为困惑、焦虑和迷茫；三是伴随着经济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领域的整肃开始加强，始于2012年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在路线上被不断修正，新的监管政策不断推出，对商业银行而言，MPA、流动性管理、资本管理等制度约束使得总体经营趋于保守和审慎（被动）。而从2013年8号文开始，针对同业业务、非标业务、理财业务等的不断规范，则带来了深刻的业务结构调整。总体来说，伴随强监管的持续，商业银行过往的诸多业务和模式被冲击，经营层面开始出现极大的不适应。

二、银行业大周期的折点：红利消失与创新窘境
这一轮商业银行的困境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波动，更是一场结构性的危机。银行业的发展，进入了系统性的重构时间。这一次的困局不仅源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切换，更是08年金融危机后银行系统逆势增长的“反攻倒算”，这既是金融周期波动的自然规律，也是“超常规成长”的中国银行业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集中爆发。

（一）传统的四大动力逐渐消退
1、制度红利。中国现代商业银行体系从无到有的持续改革，所能提供的制度动力进入了深水区。主流银行的产权改革、公司治理、资本市场等各类制度建设接近完工。分业监管形成的套利机会，随着综合监管、审慎监管的改革逐渐消失，制度层面的动能难再寻觅。

2、成本优势。中国金融体系高储蓄率、较长时间货币宽松形成的资金红利，为银行业在资产端的狂飙突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充足燃料。相对低廉的资金成本，为行业盈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宽松总有尽头，储蓄率终会下滑，资金成本上升已经出现，近几年反复出现的“存款荒”就是例证。

3、市场红利。持续且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天然需要一个高速增长的金融体系。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逐渐步入“负债型”增长通道，十余年内，企业、政府、居民三大部门轮番加杠杆。实体经济的负债就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经济部门的持续债务扩张，创造了银行业持续的资产扩张机会，这在间接融资体系为主导的中国尤为明显。但随着存量经济时代的到来，市场红利走到了尽头，宏观经济的低速增长，实体经济的债务压顶，银行业不可避免的迎来了一个“有效需求总体萎缩”的市场环境。

4、后发优势。低成本的学习模仿，尤其是以港台、欧美为师，使得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战略、业务、系统的布局，特别是以信用卡、财富管理、投资银行、资金交易、大数据风控等为代表。但这种低成本学习模仿、技术进步的优势随着“低垂果实”的摘尽，内在的银行家精神、企业管理水平、专业人才队伍的缺失，“后发劣势”开始显现。

（二）银行的“创新窘境”
2013年是市场公认的互联网金融元年，彼时余额宝的成功如平地惊雷，炸响了整个中国金融业，第三方支付、P2P、互联网理财等如火如荼，商业银行面临存贷汇全面脱媒。互联网金融风口之后，Fintech崛起，这次科技的元素更加突出，在人类社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由智能科技带来的颠覆力量，引发金融业的巨大震荡。“唯一能够颠覆银行商业模式的就是科技”、“投资科技就是投资商业银行的未来”，银行业在不良爆发的同时，面临颠覆性创新的巨大压力。原本被吐槽“假装干银行”，现在变成“消失的银行”，由此引发了关于银行业的一场信仰危机——银行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时代淘汰我们这些银行人时还会说一声再见吗？

对银行人来说，稍显宽慰的是，2016年开始，在严监管和市场逐渐回归理性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迅速陨落。银行没有被改变，P2P们却提前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另一方面，近两年银行业的经营业绩却呈明显的改善趋势，国有大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在2017年迎来了资产质量的拐点，营业收入、净利润恢复增长势头，少数银行更是重新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到2018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5118亿元，同比增长5.91%。在风险抵补能力上升的同时，危机（亏损）并没有到来。

但行业的焦虑却没有跟随财务数据的改善而减轻。焦虑的重要来源就是科技。科技给金融业带来的冲击和改变肉眼可见，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以创新之名，携技术之威，对传统金融业在理念、文化、业务、管理、人才等多个层面形成“降维打击”，支付脱媒、资金脱媒以更新颖的方式出现，商业银行作为支付中介、信用中介、信息中介的价值被极大弱化。创新，颠覆式的创新成为银行唯一的出路。一时间，从产品、平台、系统，到人员、管理、制度、流程，全面的金融科技革命扑面而来。

焦虑的另一面是：金融科技的现实并不算太美好。大数据风控的高度同质化和高质量数据的缺失，使得各类模型的真实效果待考（进步是明显的，但距离理想状态尚有距离）；区块链的泡沫看起来正在破灭，“区块链+金融”的真正规模化应用可能还需要好多年。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工具的改良）对金融机构绩效的改善还不明显。近两年的金融科技创新，对大多数银行而言，还停留在成本支出（投资）和线下业务向线上转移的阶段，真正类似过往招行一卡通、深发展供应链金融、民生银行商贷通的重大创新还没有出现。

此外，当我们拉长时间的视线，有一个事实不可忽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技术创新对金融体系产生过颠覆性影响。历史上少有银行（金融机构）因为创新不足而倒闭，反倒多是因为过度扩张和风险。银行业是否会出现“柯达、诺基亚”？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会在银行业出现吗？答案并不肯定。

变化的很多，不变的也很多。从科技的视角看，身处康波的底部，宏观的停滞（基础技术的重大突破）与微观的狂热，在金融业“冰火同炉”，窘境的背后是对创新尺度的拿捏与战略节奏的把握：旧世界坍塌的速度和新世界到来的速度同样低于我们的预期，银行业掉进了坚守传统和变革创新的夹缝中。

（三）上半场的其它困难清单
1、过剩的金融产能还未彻底出清。从2012年到2017年，表内贷款基本出清完毕，尤其是两高一剩行业的客户。2016-2017年，强监管的压力下，同业业务、表外业务开始出清，但游离在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业务，以及那些靠转、接、续存在的僵尸客户还没有出清完毕。

2、异化的资产负债表。“同业鸦片”的毒还没有清理干净，对批发性资金、高成本负债、高风险资产的依赖还没有解除，流动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

3、扭曲的价值观和经营文化。过去十年尤其是影子银行兴起之后的几年，挣快钱、做套利业务、绩效文化流行。对风险的敬畏心降低，对绩效的过度激励等现象广泛存在，银行人普遍趋易避难，对业务规律掌握不透，专业能力停滞不前。

4、滞后的管理变革。回顾整个上半场，管理创新普遍滞后于业务、运营层面的创新。虽然服务质量、流程效率有着大幅改善，但银行业在资本管理、定价管理、成本管理等精细化管理上的努力稍显缓慢，战略管理、流程银行建设时常被业务发展打断。中国银行业缺少像华为、海尔、阿里等在战略、管理方法论上的突破和探索。而最要命的是，由于发展速度过快，还没有走完科学管理的历程，就要迎来互联网式的管理大未来。旧的管理方式无法激起员工潜在的热情和能力，新的扁平、民主、协同、敏捷式的以人为本的管理范式尚未建立，管理上迎来了双重挑战时刻。

三、上半场的核心逻辑
特殊的中国经济周期叠加商业银行的一般规律，银行业上半场的逻辑便逐渐清晰起来。

（一）规模导向
银行是一个具有较强规模效应的产业，其规模效应并不表现在制造业那样的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关系，而是表现为资产规模和渠道的覆盖率，因为它反映出一家银行能否更全面、更便捷地为更多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拥有庞大规模的银行不仅在存、贷业务上有优势，而且能够拥有更多的中间业务收入来源，包括结算业务、银行卡、现金管理、投资银行、资金托管，以及基金、保险、信托等金融产品的经营和交叉销售等，从而获取范围经济的红利。

银行的规模效应可以简化为一个公式：巨额的生息资产+庞大的网点+广泛的客户群=高额的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

上半场，这个行业基本的游戏规则是：规模（市场份额）与利润正相关。我们可以从2018年3季度末（最新）和2011年年末（银行业利润增速峰值年份），对上市银行财报数据中的净利润增速进行归因分析，对比一下驱动净利润增速的各要素贡献情况。

2018年前3季度，上市银行净利润平均增速6.2%，其中规模增速贡献3.5%，中间业务收入、利差、成本分别贡献0.5%、1.5%、1.6%。

2011年全年，上市银行净利润平均增速29.17%，其中规模贡献14.25%，中间业务收入、息差、成本分别贡献6.88%、4.74%、3.6%。

上述数据未必严丝合缝，但结论基本符合行业现状：所有银行在上半场的核心使命就是规模扩张，所有资源投入都围绕规模增长展开。无论是“黄金十年”，还是“焦虑五年”，规模都是驱动利润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规模不仅决定着财务报表上一连串的数字，更代表了背后一整套战略思维、经营逻辑和管理范式。

（二）资产为王
如果规模导向是上半场的主逻辑。那我们就必须要问：规模从哪里来？答案是资产业务。

商业银行的资产扩张，无非是两条路径：一是表内信贷，包括传统的个人与企业贷款、同业投资、债券投资等；二是表外的投行、资管等。上半场，商业银行主要是沿着第一条路径寻找资产，扩张规模。在2012年之后，随着“大资管盛世”的到来，表外理财、表表外的代销业务成为很多银行规模和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而表外以及银行人俗称的表表外（如代销业务）业务，穿透其复杂的模式和结构，其最终本质可归结为三个字：“类信贷”——实际上和贷款业务没有差别。

也因此，整个上半场，商业银行的战略、管理和业务重心均围绕信贷做文章。寻找、审批、管理形形色色的信贷类资产，以及由此形成的信贷文化，构成了上半场商业银行一个重要标签。

（三）低频业态
资产从哪里来？底层标的基于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行、同业、泛资管业务成为上半场银行业获取资产的绝佳途径。尽管零售银行业务取得长足发展，小额、分散的C端资产在银行总资产的占比逐渐提升，但总体而言，占支柱地位的仍然是上述B端资产。在刚兑文化的庇护下，大力发展B端资产，短期内可以实现快速上规模，尤其以股份制银行及大型城商行群体为代表，资产端的快速发展，成为其脱颖而出的制胜法宝之一。

但这种资产蓬勃发展的背后是银行业生态逐渐走向低频（资金流转和交易次数相对少，一单非标业务一年交易次数1-2次）、弱数据（无法积累高质量的各类数据）、弱关系（基于价格导向的脆弱的银企合作关系），而大多数同业业务、泛资管业务在金融机构之间流转，远离终端用户，使得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敏感度大幅降低。

（四）销售文化
由于支撑规模增长的业务主要是信贷和类信贷（非标）业务，占比不太高的标准化资产也大多是依附于传统授信衍生或替代的债务融资工具。从金融产品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看，上述业务恰恰并不专业，也并不“非标”（从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流程看，恰恰是标准的，某种程度上客户经理、审批人员变成了信贷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这种特征决定了上述产品在由银行推向市场时，销售变得相对容易。整个上半场这种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使得整个行业逐渐培育了强大的销售文化。

当我们回顾上半场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一路高歌猛进，使得全社会金融需求旺盛（尤其是信贷需求），银行处于典型的“卖方市场”。在此背景下，银行的经营哲学必然是“以产品和销售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就像20世纪初，福特制造的汽车供不应求，亨利·福特曾傲慢的宣称“不管顾客需要什么颜色的汽车，我只有一种黑色的”，这种哲学的典型表现就是“生产什么，就卖什么”。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说，较长时间处于卖方市场，使得整个行业营销价值被虚化、营销能力被弱化。

（五）严守边界
在以资产业务为重心的发展过程中，面对竞争的压力，商业银行也曾试图“跳出银行办银行”，冲破金融的边界，但多数尝试以失败告终，如电子商务、社区服务等。

是否跨界，是否真正跳出银行办银行，背后是商业模式尤其是盈利模式的巨大改变，我们可以稍作分析。

过去十年，商业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有明显的提升。行业平均占比从2007年的9.37%增加至2018年三季度末的22.94%，其中股份制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普遍在30%以上，但穿透后，非息收入大部分来自两个板块：一是与表内外授信密切关联的投行、同业、资管手续费（或其他以托管费、财务顾问费等科目形式存在）；二是信用卡业务相关的分期手续费。

而那些真正不依赖授信占用、不承担实质风险、不损耗资本的非息收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银行业来说，非息收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指标是检验银行转型（轻型银行）、创新（非传统投融资业务）的标尺（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换句话来讲，如果一家银行真正做到了跨界经营，做到了商业模式的创新（颠覆），其非息收入必定大幅提升。当然前提条件是真正的非息收入，而不是利息收入的“变种”。

总体而言，由于主航道聚焦在资产端，银行业过去的一套范式基本建立在银行的边界之内，业务没有离开存贷汇的范畴，重点是构建“资本-负债-资产”的循环，实现规模和利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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